罕见！省联社管理层集体大调整，金融高管成热门人选！头号难题仍然存在

省联社改革大潮之下，高管人员变动空前密集，近一年里就有超半数省联社对重要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新年伊始，省联社管理层仍保持高频变动。其中，1月17日，湖南省联社迎来新“一把手”，张世平被任命为湖南省联社党委书记，此前他在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担任党组书记、局长。同期，山西省联社也有新的人事变动，原副主任任晓峰被选举为山西省联社副理事长，同时被聘任为该省联社主任。

“在农信社改制的过程中，要选拔一批勇于创新、善于经营、精通业务的金融高管来帮助农信社发展。”一位受访人士告诉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农信社高管人员的领导水平和管理能力高低，直接关系到新时期农信社的改革与发展。

近年来，农信系统窝案串案频发、“一把手”带头腐败等乱象屡见不鲜，其改革也逐渐步入深水区。在农信金融系统中，制度难以落实的根本原因或在于权责不清，导致权力缺乏制衡。

“职务任免权主要是由当地政府说得算，地方农信社当然就会以服务本地政府为主，如果不服务当地政府，政府随时可以换人，所以肯定是谁给他权力，他就为谁服务。”有资深银行从业者告诉记者，农信社的职务安排归由地方政府管理。

近半数省联社领导班子调整

1月17日，湖南省联社官网消息称，当日湖南省联社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宣布干部职务调整的决定：张世平任湖南省联社党委书记。履历显示，张世平现年58岁，到湖南省联社之前，曾任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无独有偶，山西省联社也在近期宣布，选举任晓峰为山西省联社副理事长，同时聘任其为该省联社主任。据了解，在任晓峰之前，山西省联社主任一职由邢亮喜担任，邢亮喜于2020年6月被免职，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此后这一职务空缺至今。

券商中国记者梳理发现，2021年以来，全国25家省级农信联社中，有至少13家出现理事长或主任级别的高管人员变动。这意味着在短短一年内，有过半省联社对主要管理层进行了调整。

具体而言，河南、贵州、海南、广东、河北、甘肃、辽宁、湖南8省联社迎来新的一把手。其中，河南、贵州、海南3省联社除了理事长变动外，主任职位也进行了调整。

一年之内，半数省联社主要领导班子调整的情况实属少见，这或与农信体系改革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在农信社改制的过程中，要选拔一批勇于创新、善于经营、精通业务的金融高管来帮助农信社发展。”一位受访人士向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指出，农信社高管人员的领导水平和管理能力高低，直接关系到新时期农信社的改革与发展。

在实际情况中，省联社作为辖内农信行社实质上的统管机构，当前农信行社的很多问题正是出在省联社“外行指导内行”上。“省联社人员不懂业务，存在瞎指挥现象。”有地方监管人士向记者表示，例如，财务归属省联社管理，但有地区省联社采购的业务核算系统存在诸多问题，“基层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从过去一年的省联社领导班子变动情况来看，一些具有丰富金融业务经验的银行系统干部正在加入、并将肩负起这一轮的省联社改革。

例如，不久前，甘肃省联社新任理事长王文永，此前任甘肃银行行长；去年年初，海南省联社迎来的新理事长王年生也来自城商行，为海南银行原董事长；随后的2月，天津银保监局副局长徐翀调任河北省联社理事长；8月，粤科金融集团原副总经理麦延厚接任广东省联社主任职务，原主任张帆则拟升任理事长，前者曾在央行任职，后者早年在建行清远分行工作。

体制与治理的不协调

在农信系统改革中，省联社的改革长期以来成为一个焦点与难点。“省联社组建之初在消化历史包袱、处理不良资产、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层农信机构的内部治理水平和可持续经营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日前撰文指出。

从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10月末，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已达到45.38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重为13.6%。同期，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7228亿元、不良贷款率3.7%，高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但较2006年一季度末7%的水平已有明显下降。

有不少机构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农村金融机构在一轮轮商业化改革之下，自身的能力已经得到了长足的改善。不过，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下，有关于省联社管理体制上的讨论未曾消减热度。

其中，省联社管理体制与基层农信机构法人治理之间日益明显的不协调，最为瞩目。曾刚此前撰文指出，根本原因在于省联社与农信社之间自下而上的股权关系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存在一定的扭曲，二者在法律关系上存在错位。

与此同时，基层农信机构的人事、经营、财产等方面的管理均受省联社影响，自身经营的独立性也大为削减。华东区某资深银行从业人士告诉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不少省联社下辖的地方农村金融机构本身实力就薄弱，而有的决策权甚至集中在省联社，同时，内部沟通成本不低，“人员素质、从业能力本身较弱，极易成为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改革深化持续不断

省联社改革或将成为2022年农信金融体系的一大关键词。在去年年底各省陆续出炉的“十四五”金融发展规划中，有至少12省谈及深化省联社改革。

其中，江西省提出“争取省联社改革列入全国试点”，陕西省提出“积极争取国家批准我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安徽省提出“争取我省农信社率先进入国家改革试点”。

有些省份也在“十四五”金融规划中透露了之后农信改革方向。如广东省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农商行扩大经营自主权，推动省农信联社管理体制改革。陕西省提出：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市（区）通过城区农商行、农信社合并等方式组建市级农商行。浙江省提出：支持农村商业银行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强化支农支小功能。

从银保监会发布的消息来看，截至2021年年中，大多数省份已经报送了深化改革的方案，亦有不少省份率先开始了改革的节奏，例如广东省在2021年初发布的改革方案就被视为“探路者”典范。

具体来看，广东省内有多家实力较强的农商行，例如，深圳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东莞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在内，均有控股一些其他行、社，形成四个银行集团，未被并入的行社仍归属省联社管辖，从而将农信体系切割成五大板块，板块之间地位平等，共同接受省政府管理。

腐败窝案频发

相较于大型银行较为规范的层层管理与牵制，省联社内部制约较为薄弱。“加上成立时间也很短，各种机制流程也有缺陷，就很容易出现贪腐大案。”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告诉记者。

尽管农信社自从农行分离出来就一直在改革，但农信社体制、机制的演进持续进行。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不少地区的农信社仍然腐败频发，甚至成为高风险的问题机构。

2021年8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显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

“职务任免权主要是当地政府说得算，地方农信社当然就会以服务当地政府为主，如果不服务当地政府，政府随时可以换人，所以肯定是谁给他权力，他就为谁服务。”有资深银行从业者告诉记者，农信社的职务安排归由地方政府管理。在农信行社中，制度难以落实的根本原因或在于权责不清，导致权力缺乏制衡。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也认为，农信系统腐败频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监管执行不到位。按照15号文的构想，农信系统应建立“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监督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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