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胜：“民营”助力“公有” 稳步推进全民共同富裕

（作者：陈宗胜 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凤凰网财经研究院学术委员）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系统阐述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特征及阶段任务。2021年 8月 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给出了更清晰的界定，强调进一步提升国 家治理效能及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结合当前形势，强调构建发展与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 度，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所阐明的共同富裕目标和战略举措引起了我国 社会广泛讨论。然而，有些人将前期治理市场垄断的若干案例等同于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措施，甚 至把实现共同富裕看作一场“杀富济贫”式的财富平均政治运动。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误解，是对我国民营经济的战略地位和毫不动摇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战略的误解，从而也 是对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的误解。因此，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彻底将此澄清。

在现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我国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分配 制度应当以按劳分配为主，因此，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是勤劳致富。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各种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经济是重要发展力量，因此，我国分配制度中还包含按要 素贡献分配收入的制度，即鼓励居民依据资本所有、技术产权、数据资源要素的贡献分享收入。这 些收入是我国居民可能取得的重要的非劳动收入，可概括称为财产收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 多次强调要逐步提高人民的财产收入。由此，我认为增加财产收入是广大居民的重要致富源泉，从 而必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现阶段的理论语境下，社会各界把国民经济中除公有制经济和外资经济以外的各种经 济形式都统称为民营经济，实际上包括民营个体企业和民营私有制公司以及各种混合体如以合伙 制度、员工参股制度等为主的私有企业或私有经济。换言之，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下与公有制主体经济并存的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体。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的民营经济是 在改革单一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消除公有与私有严格对立的原体 制环境的过程中逐步演变而来的，其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内容及不断演变的称谓都是改革开放过 程中人民大众创造的产物，并逐步为社会广泛接受和采用。

改革开放以来，私有经济的法律地位从“补充”“辅助”演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经 济功能与作用贡献日益扩大，在产值、税收、就业等方面都发挥了优势，彰显了社会价值，但其资本 占有率在社会总资本中相对公有制而言依旧是非主体。

因此，中共中央在《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将“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 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 大创造”。也就是说在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与公有制主体经济并存的各种非公经济已经形成中国 特色制度的显著优势，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优势，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支持发展各种私有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 的相关文件精神，就需要消除影响私有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一些误解或错误认识。比如将治 理个别民营企业偷逃税收、抑制一些企业的市场垄断行为等市场秩序整顿措施，与“杀富济贫”相提 并论，把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举措等同于所谓“财富平均”运动。

这些误解或错误认识之所以能够 流行，实质上与私有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有关：一是私有经济企业是否只存在于社 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二是如何消除私有经济必定存在且在特定阶段可能表现严重的一些弊端。

只有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消除以上误解或错误认识产生的基础，才能保证各种民 营经济在健康稳定的环境中持续快速发展，从而推动全民共同富裕。因此，本文着重分析这些问题 的实质，以求从根本上澄清这些认识问题，纠正实践中产生的偏差。

首先，传统理论通常认为，各种私有经济之所以在当下必须存在并发展，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当未来发展到中高级阶段时，私有经济的前景并不确定， 有可能不存在甚至还要被改造。

然而，从逻辑和现实考察，私有经济的发展时期或者说存在寿命可 能要更长，不只限于某一特定阶段比如通常所说的初级阶段，可能会超过初级阶段，要更长期地伴 随公有经济发展而存在，即可能存在于更高级阶段，与公有经济一起，成为最终实现全人类共同富 裕的战略举措。

1.从理论与实践上都要严格区分私有企业与私有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严 厉批判并宣称要消灭的私有制，指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由大量资 本私有企业组成，但整体的私有制度不等于也不同于具体的、个别的、实体的私有企业。这是整体 与个别的关系，是制度与企业的关系，二者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理 论本质上要消灭的是整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特别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 的那种导致了“无产阶级绝对和相对贫困化”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而不是要消灭不同的资本私有企 业。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没有包含要消灭每个个体私有企业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核心主张是：“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必须推翻或消灭。但这并不否定也不妨碍作为 市场经济细胞的私有企业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中，比如存在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

这里还应当明确，虽然私有企业及私有经济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基本制度中，但存在于 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私有企业，不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公有经济并存的私有企 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私有企业是私有制度的基础，是主体；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私有 企业只能是与作为主体的公有经济特别是与国有企业并存的企业形式，不是基础也不是主体。也 就是说，既应当严格区分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与个别的私有企业，也要严格区分私有企业在不同经济制度及体制下的表现形式。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个体经济及私有企业，本质上是按劳分配制度衍生的 结果。在我们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 度，多数居民按付出的有效劳动量获得个人收入并用于个人消费后，其剩余部分积累起来通过各 种金融机构和金融手段，便可能为一些具有经营才能的居民所用，转化为私有资本。这里的私有 资本是由居民个人收入中消费剩余部分所积累而形成的。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 未来社会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观点。对此，有人理解为重建“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有人 认为是重建“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人所有制”，其实际理论含义有差别，但差别并不是很大。如果 我们不是寻章摘句地教条式对待经典理论，而从现实社会发展中对照考察，实际上最可能的过程 就是，在现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按劳分配制度将用于消费的收入基金分配给劳 动者个人，然后劳动者将消费基金收入的剩余部分储存在银行积累起来，或者购买各种基金、股 票、房产等取得利息和股息等收益；而利息和股息则是一些有经营才能的人利用金融机构积累的 消费剩余进行投资的部分收益，即将部分消费收入或消费基金转化为私人资本的结果。这些把 消费剩余转化为资本的个体经济或私有企业，便可以按要素贡献分得资本收益部分。

这就是“重 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居民按劳动取得 的收入及衍生出的财富的私人占有，可能转而以“自由人联合体”（即公有制经济体）中的个人所 有制形式存在。但这是消灭了私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后在新建立的公有制为主的制度中按劳分 配并在消费后形成收入剩余的结果，是全新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收入剩余的“转化”所致（这与所 谓“原罪说”不同）。

因此，在作为制度的私有资本主义被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后，与公有经济 并存并由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而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及其企业可能长期存在；在未来的 更高级文明阶段，其存在形式可能会有所改变，但仍然可能与公有经济相伴而共同存在，从而推动 共同富裕演变到更高的阶段。

3.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发展总是不足够的，从而也就有了私人资本存在 的基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总是无限的，但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有限的财富收入即使日益增多也不 可能是免费的公共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在未来共产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 断提高，社会财富会“充分涌流”。这里应当特别注意，马克思所说的和想象的并不是“无限”涌流， 而是“充分涌流”，但“充分涌流”也仍是有限的，而不是没有边界的、可以随心所欲地、没有相应付出 标准地取得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未来高度文明社会的分配方式具体是如何进行的，但资源的有 限性条件可以帮助我们合理地推论，即使“按需分配”也不可能是无偿或无付出地取得的，因为只有 劳动和更高新的技术才能使有限资源“充分涌流”出人们所需要的财富，否则就是经济停滞。

于是， 人们通过不断更新的技术和创新性劳动从公有经济中获得的个人收入也必会日益增加，所以居民 个人的剩余收入转化为私有资本的基础只会日益丰厚，长期存在下去，不会停止。也正如恩格斯曾 明确指出的，各种私有制现象特别是资本私有企业本身是生产力逐步发展又发展不足够的产物。

由此推及，由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及各种非公有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不会是无限的，即总是有限 的、有边界的、不足够的，因此私有经济及其企业就会与体现人们公共利益的公有经济长久地共同 存在。换句话说，因为资源的有限性是客观规律，永久成立，因此居民个人收入及财富可能逐步增 加，但其分配不可能随意无付出地取得，可能还要以某种劳动或其他要素贡献为标准进行分配。个 人收入储蓄通过投资而积累的私有经济会在未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与公有经济共存并发展，从而长期推动全民共同富裕。

其次，私有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限制或消除私有经济可能产生的各种阶段性弊端。

资本私有企业的趋利性是客观事实，也是其效率的动力源，因而其在一定阶段的确有可能导致贫富 两极分化及市场垄断等弊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此类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但是与 基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所产生的系统性的、长期性的两极分化与市场垄断不同，私有经济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中通常只可能产生阶段性弊端。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已经内在存在着限 制或消除这些私有经济弊端的基础，从而可能消除其弊端而使其主要发挥优势，以推动人民共同 富裕。

一方面，最根本的是，我国当代社会中处于非主体地位的各种非公有经济企业，是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在由占主体主导地位的公有企业引导、鼓励和支持 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我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这样的制度体制环境中，完全可能最 小化甚至基本消除各种私有经济所产生的阶段性两极分化或市场垄断弊端，而通过社会契约充分 发挥其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经济效率优势。

实践证明，我国的各种私有经济能够与公有经济 并存而得到大发展，为国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事实上我国也并没有发生贫富两极分化，或者说成 功地避免了两极分化，从而为共同富裕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我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 在 2008年达到最高值 0.49之后，就逐步在波动中下降了，而城镇内部和乡村内部差别则长期处于 大致合理适度的区间（城乡差别过大却是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城镇内部差别始终低于农村内部，形 成中国特色的低差别城镇化。

这是基本的统计事实。将此种情况与处于同样发展阶段及同样发展 水平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两极分化情况比较一下，便可看得更加清楚。

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个体、私人资本企业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改革 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在度过特定经济发展积累阶段后，私有经济企业完全可能遵循社会契约，抑 制使其经营活动不利于社会利益的方面，而发展其有利于社会利益的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基础上，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及企业基层组织工作制度安排下，广大民营企业通过民 主协商完全能够认识到其财富的积聚离开国家、政府、人民的支持和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要 改革企业组织方式，比如实行全员股份制、合伙制等，改进分配方式和办法，比如调整初次分配、支 持再分配、参与三次分配等，以多种方式回馈员工、社会和国家，那就完全可能实现多方共赢，推动 共同富裕。否则私有经济企业不可能持续和发展。因为从根本上看，各种私有经济企业要保持持 续发展，就必须使自身发展利益同国家及当地社区达成一定的社会契约，在相当大程度上考虑满足 社会公共利益需求，参与和支持共同富裕。可以肯定，这在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 下，应当是更易于达成的共识。

最后，国家把浙江省确定为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试验区，这是 非常有意义的试点。但不要误解为浙江省可能很快全面实现共同富裕。浙江省的发展确有若干特 点：总体经济发展比较快，农村经济发展比较快，民营经济发展也比较快，其农村经济和民营经济的 较快发展可能在促进城乡差别缩小方面起到较大作用。认真总结和提炼推动农村经济和民营经济 较快发展的经验，对于解决中国城乡差别过大这个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最大最困难的问题，从 而切实推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其现实意义必定特别重大。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如上述那样认识并确定中国特色经济体制中的私有经济地位和前景， 则完全可能促进民营企业与公有制企业一起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促使经济 增长转向内需拉动为主时，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民营经济在这方面的制度优势，按照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为推动全民共同富裕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中国民营经济 50人论坛”成立大会上作为发言发表，感谢刘红路、刘迎秋 等友人对本文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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