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当前大规模推行电动车对碳减排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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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在“双碳经济：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趋势”分论坛中表示，碳中和的约束本质上是整个经济体系成本的增加。当碳中和成为一个约束条件的时候，碳减排对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企业来说，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去减少碳排放，直至实现净零排放。对企业来说，面临着额外的成本投入。

徐林认为，对有些达不到减碳要求的一些企业来说，如果面临额度限制，企业可能不得不增加额外的支出购买碳减排额度等。但是对另外一类专门从事碳减排技术研发、推广和利用的企业来说，可能又是一种机会。

所以整个经济体系在碳中和的约束条件下，会形成两类不同的产业。一类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要额外增加很多投入。另外一类直接从事碳减排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利用的，对他们来说则有产业扩张的机会。

在徐林看来，为了保持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两类产业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平衡，对宏观经济具有一定影响。

他表示，中国大概有40年左右的时间去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达峰，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中和。在此过程中，中国面临怎么合理把握节奏的问题，使得这两个不同的类别，在宏观经济变化的过程中，实现比较好的平衡，实现增长的机会大于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何实施碳减排的节奏？徐林认为，在碳达峰时期和碳中和时期要有不同举措，包括同样的举措可能要有不同的力度。

徐林认为，在碳中和阶段，中国压力会更大，因此采取的措施力度也应该更大，他提出了六方面措施。

第一全面实施碳排放额度的分配制度，并建立较完整的碳交易市场制度。因为30年就要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所以额度需要分配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未来中国在全面碳排放额度分配基础制度上的碳交易市场也会变得更加完整。

第二加快实施光伏、风力、核电、生物智能等绿能替代。绿能替代也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节奏，因为绿能领域的技术进步还在不断变化，如果在早期不恰当的实施了过大的绿能替代，一旦新技术出现，可能产生沉没成本导致浪费。所以在这个领域要保持合理的节奏，在进入到碳中和阶段后加大绿能替代的力度，而且在绿能替代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的电气化和电动化。

徐林以电动化举例，如果现在大规模推行电动车，但由于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这种背景下，电动化并不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碳减排，反而导致电力消费的增加，不得不增加煤炭发电，实际上对碳减排没有好处。

第四加快推进含碳原料产业的脱碳，现有很多产业如石化工业用的都是含化石或者是含碳的原料，这种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含碳的。现在发现以生物基为基础的一些化工原料可以替代化石原料。因此，合成生物学对整个产业体系的碳中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值得去进行更多的投入。

第五要进一步强化碳计量、碳足迹、碳信用，包括这个基础上的绿色金融等推动碳减排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对企业碳足迹的记录，对企业碳信用的评估，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激励减碳或者是碳减排生态系统的完善，要更好的实现碳减排，要有具有正向的激励意义的生态系统。里面包括价格、信用、奖励、碳减排产生的外部收益等，怎么能够内生为碳减排投入主体的收入等，这种生态系统的建立，需要政府部门去详细地研究各种不同的措施。

以下为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发言：

各位嘉宾好，很高兴参加凤凰网财经的论坛，就碳中和约束下的宏观经济问题，谈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我觉得碳中和约束条件的附加，会产生碳中和经济学的研究框架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个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当然毫无疑问也是排放大国，我国不仅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在全球名列前茅，碳排放在全球也处在第一位。

全球去年大概40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占了100亿吨多一点，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比重大概达到了28%左右。这个比重实际上比我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都要高。正因如此，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上面临的国际压力确实也在不断地增大，特别是中国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世界很多国家都期待中国在二氧化碳的排放方面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到2030年，中国碳排放要达峰，到2060年，中国的碳排放要达到净零排放，也就是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样一来，碳中和毫无疑问会对资源配置形成新的约束。经济学研究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实际上是在特定的价格条件下，形成的边际收益达到均等的时候，形成一种资源配置结构的均衡。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结构的均衡所起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不同资源的相对价格起到主导的作用。

碳中和的约束是在原有资源价格基础上的新的价格约束机制，在约束机制下，当它附加在原有价格之上的时候，一定会形成不同资源配置、边际效应相等的新的均衡。新的均衡毫无疑问会对资源配置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资源配置的结构。

资源配置的结构实际上也会催生碳中和约束条件下的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从而产生新的增长结构，形成新的宏观经济的结构。所以探中和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实际上是碳中和经济学需要认真去研究对待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要阐述的第一个观点。

在这个前提下，整个经济的宏观管理或者政策制定的领域，包括企业微观的资源配置方面，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合理实施碳中和的节奏，或者碳中和的约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总的来看，碳中和的约束本质上是整个经济体系成本的增加。因为过去在考虑资源配置的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是不把碳中和作为一个约束条件来对待的。当碳中和成为一个约束条件的时候，碳减排对任何一个产业，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样整个经济体系的不同产业或者企业，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去减少碳排放，直至实现净零排放。对企业来说，面临着额外的成本投入。对有些达不到减碳要求的一些企业来说，如果面临额度限制，企业可能不得不去增加额外的支出购买碳减排额度等，所以对产业和企业来说，都是一种成本的增加。

但是对另外一类专门从事碳减排技术研发、推广和利用的企业来说，可能又是一种机会。所以整个经济体系在碳中和的约束条件下，会形成两类不同的产业。一类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要额外增加很多投入。另外一类直接从事碳减排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利用的，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产业扩张的机会。

就整个经济体系来看，为了保持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两类产业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平衡，对宏观经济具有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大概有40年左右的时间去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达峰，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中和。因此，中国需要面临怎么能够合理把握节奏的问题，使得这两个不同的类别，在宏观经济变化的过程中，实现比较好的平衡，最好是增长的机会大于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何实施碳减排的节奏？我觉得在碳达峰的时期和碳中和的时期要有不同的举措，包括同样的举措可能要有不同的力度。

在碳达峰阶段，首先应该加大全社会各领域节能的力度。对我国来说，节能本身就可能减少能源的消耗。在现有的能源结构基础上，减少能源的消耗本身就是减排。为什么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中国目前的能效水平和世界上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和德国等相比，还有30%-40%左右的差距。如果我国在能效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减排。

节能方面，无论是建筑节能还是产业节能，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节能，还有很大的空间。以建筑节能为例，城市中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堆积在一个密集的空间里，其中很多建筑都不属于节能建筑，如果能够加大节能改造的力度，对这个产业领域来说还有很大的机会。

当然节能本身会增加成本，这方面值得政府去研究一个比较好的激励机制，把节能产生的减排的效应，内化成减排主体的一种收入，这样就能够使节能减排的投入可持续增长。

第二要有步骤的实施减碳和燃煤的替代，特别是要提高现有燃煤机组的煤炭利用效率。中国是个煤炭利用的大国，能源煤炭占比非常高，能源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户，大概占了50%多，在能源里，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又达到80%。

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一个不合理的节奏迅速减碳，或者是实行燃煤替代，对我国来说成本非常高，也不切实际。如果加大一部分投入，改造现有的燃煤机组，使煤炭清洁利用的水平提高，包括每度电消耗的煤炭资源数量进一步的减少，这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减碳措施。

因为发同样多的电少用煤，就是提高了每度电的碳含量，这值得进一步推广。在我国达到碳中和的40年里，我相信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第三要合理扩大天然气替代煤炭的比例，让天然气成为一种过渡性的替代煤炭的化石能源。在化石能源里，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石油，最少的是天然气。目前不能够完全实现零碳能源的替代，是因为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壁垒和瓶颈。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中，可以更多的消耗天然气，甚至把一些燃煤机组改成天然气机组。这样的改，就是煤改气的工程，实际上在北方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华北地区，过去已经有过实践。在今后在一段时期里，采用天然气替代煤炭来降低单位能源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应该是十分有效的。

第四要在部分行业开展放碳排放额度的控制试点，并且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的碳排放市场。目前这个工作已经在推进，比如说电力行业已经在实行这样一种制度，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开始了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可以从电力逐步向其他一些高排放碳的领域如水泥、钢铁等不断地拓展，这样使碳交易市场的基础，也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和夯实。

第五要进一步的激励并支持绿色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比如光伏电池板的技术、储能技术、氢能技术、微电网技术，包括碳捕捉技术和碳利用技术。这些技术目前进步的速度非常快。

以光伏为例，过去10年，光伏发电因为技术进步，产生的效应已非常明显，每度电成本下降了90%多。根据了解，可能再过六七年，光伏电池板的转换效率可以进一步的提高，由目前大概3%-25%的水平提高到30%的水平。

在这个基础上，我相信光伏发电的成本还会进一步的降低，如果储能技术再进一步的提高，未来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光伏发电加储能加微电网的分布式能源体系的发展会有很广阔的前景。有利于实现中央提出的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体系。这是绿色低碳能源展示出来的美好未来，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去推进。

到了碳中和的阶段，这个时候压力会变得更大，因为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西方很多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经历的时间要比我国长的多，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年的时间，个别的甚至有70多年的时间。所以碳达峰之后的碳中和，我国压力要大得多，因此我国采取的措施力度应该更大。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去做。

第一要全面实施碳排放额度的分配制度，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比较完整的碳交易市场制度。因为30年就要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所以额度就需要分配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分配到各个领域后，有些领域在额度约束下，技术进步可能会比较快，碳排放会实现得更好。但并不代表所有领域都能做到这一点，对那些做不到的，就不得不花钱去购买碳排放的额度。所以未来中国在全面碳排放额度分配基础制度上的碳交易市场也会变得更加完整，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要加快实施光伏、风力、核电、生物智能等绿能替代。绿能替代也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节奏，因为绿能领域的技术进步还在不断变化，如果在早期不恰当的实施了过大的绿能替代，可能使用的是一个不怎么先进的技术。有可能投入后，也就过了六七年，就有了更新一代的技术出现。如果以前实施了过大规模的绿能替代，一旦新技术出现，不可能把原来用的旧技术替代为新技术，因此以前产生的成本，就变成了完全的沉没成本，导致浪费。

所以在这个领域保持合理的节奏，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进入到碳中和阶段后，我国确实有必要加大绿能替代的力度，而且在绿能替代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的电气化和电动化。比如说电动化的问题，如果现在大规模的推行电动车，但由于能源还是以化石能源为主，这种背景下，电动化并不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碳减排，反而导致电力消费的增加，不得不增加煤炭发电，实际上对碳减排没有好处，所以应该在绿电足够替代的基础上推广电气化和电动化，对碳中和具有实际意义。

第四要加快推进含碳原料产业的脱碳，现在有很多产业比如石化工业用的都是化石，含化石或者是含碳的原料，这种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含碳的。现在发现新的合成生物学技术，就是以生物基为基础的一些化工原料可以替代化石原料。合成生物学作为生物基原料的一种替代，对整个产业体系的碳中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是值得去进行更多的投入。

第五就是要进一步强化碳计量、碳足迹、碳信用，包括这个基础上的绿色金融等推动碳减排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对企业碳足迹的记录，对企业碳信用的评估，我觉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要激励减碳或者是碳减排生态系统的完善，因为碳减排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要求，要更好的实现碳减排，确实要有一个好的碳减排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系统具有正向的激励意义。这里面包括价格、信用、奖励、碳减排产生的外部收益等，怎么能够内生为碳减排投入主体的收入等，这种生态系统的建立，需要政府部门去详细地研究各种不同的措施。

有了这样一些足够强有力的减碳措施，中国就完全有可能在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种增长对全球、对中国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回看历史，过去的工业文明建立在化石能源燃烧的基础上，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动力，形成了工业文明。未来的生态文明，有可能是自然人的转换形成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和传统工业文明完全不一样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能源体系革命性的变革。这样一种变革对地球、人类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值得我们去努力为之奋斗。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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