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的生育假期，能提高年轻人生娃意愿吗？

“鼓励生娃，国家是认真的。”

12月1日，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新增育儿假，规定在子女3周岁以内，父母每年各享受10日育儿假。根据条例，女方在国家规定的98日产假基础上，再享受80日奖励假，总计178日，男方享受15日的陪产假。另外，为缓解独生子女照护父母的压力，条例明确，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每年有5日护理假；父母患病住院治疗的，其子女每年有累计不超过15日的护理假。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二十地通过了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明确延长相关生育假期，包括延长生育假、增设父母育儿假等。

这也引起了舆论的注意。有人觉得是好事，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娃了。也有人觉得作用不大，多放几天也不能完全解决不了生娃、养娃面临的各种现实难题。

说到底，生娃或不生娃、生几个娃属于个人在的主观意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大力度的鼓励生育，是因为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202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回落至1.45‰，创下数十年来的新低。

部分省份的情况尤为严峻。从此前已发布的各省统计年鉴来看，受到疫情冲击的湖北， 202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上一年的4.27‰下降到0.61‰；老龄化程度严重的江苏，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有0.17‰。

这意味着中国部分地区人口增长正逼近于零。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便称，“之前是预估2027~2030年才进入负增长，现在如果(自然增长率)今年不增长，明年没有回升的话，可能就这两年的事了。”

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人口水平的不断下降将导致一系列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就曾表示：如果下一代人口的数量只有上一代的一半，能掀起的浪潮注定会小得多，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活力。

那么为啥我国生育率会不断走低?从其它国家经验看，人口负增长还可以逆转吗?随着三孩政策的全面放开，相关措施正逐步落地，年轻人的生娃意愿是否会回升?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试图给读者提供更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人口问题。

文丨王婷婷

研 究 员丨陈洁 、王帆

实习生刘蕴仪

编 辑丨林MM

设 计 | 张佳俊

“人口零增长”

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我国近年来的下降幅度很快。

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显示，在1997年以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长期在10‰以上，1998年为9.14‰，2009年跌穿5‰。此后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一定反弹，但长期下行的趋势未变，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2‰，2020年只有1.45‰。

各地人口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21)，从2010年到2019年，湖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4‰以上，但2020年快速下滑到0.61%。

江苏更已经逼近“人口零增长”。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21)，从2000年到2019年，江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3‰，但2020年仅为0.17‰。

江苏省之所以在全国各个省份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先接近0，也与江苏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1.84%有关。

比如镇江，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其实已经跌破0。根据镇江2021年统计年鉴，该市2020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8‰。不过，该市仍然保持了常住人口小幅增长，2020年为321.1万人，较2019年的320.35万增长不足1万人。

与此同时，在江苏省内，镇江市的老龄化程度排名中上水平，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3.56%，低于南通、泰州、盐城和扬州，在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排名第五位。

而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南通市，早就在2002年就已经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76‰。

沈阳则成为了首个人口自然增长率跌破0的新一线城市。2020年，沈阳人口出生率6.68‰，比上年降低1.67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10.02‰，提高1.7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3.34‰，较2019年的0.04‰，降低3.38个千分点。

对比之下，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在5‰以上。一些城市比如广州，根据最新的统计年鉴，2020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达8.9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眼下各省市人口情况不一，但镇江、沈阳也只是“先行一步”进入自然人口“负增长时代”。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告诉21智库，有不少大城市逐步进入自然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未来整个国家的自然人口也将会负增长，这个局面应该在几年之后就会出现，而且会有加速的趋势。

从全国来看，各省份人口持续“变老”的趋势已不可遏制。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接近2亿人，老年抚养比达到19.7，即5个年轻人需要抚养1位老人。

在这种大背景下，想要阻止社会人口规模萎缩就要改善人口结构，继而就需要提升未来人口的出生率。

育龄女性之困

202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何会创下历史新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智库表示，2020年，出生人口明显下降，是导致自然增长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因为相对来说死亡水平是比较稳定的。

杨舸进一步称，“出生人口下降受到一些短期因素，比如说疫情的影响，但从疫情暴发的时间来看，更多影响的是2020年怀孕的人数，对2020年出生人口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总体上看，导致出生人口下降主要是长期趋势，尤其是生育高峰年龄妇女的人数明显下降。”

国际上，一般把15-49岁女性计算为育龄妇女。根据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字，当年的育龄妇女约3.8亿人，2011年育龄妇女人数增加200万，达到约3.82亿人，随后进入持续下降通道，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

民生证券在研报中提到，建国以来我国共有三次生育断崖期。第一次是 70 年代后期，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主要是那一时期生育政策的收紧带来的。第二次是 90 年代后期，由于 75 年的新出生人口数下降，育龄妇女人数减少，95 后的新出生人口数随之减少。第三次发生在 2019 年之后，由于 95 后人口下滑，根据生育惯性，结合 95 后平均生育年龄比 75 后推迟了 5 年这一现实情况，作为 95 后子女的 20 后人数也会明显下滑。

与此同时，当代年轻人在婚姻、生育上的观念转变，同样影响着出生人口的数量。

和欧美国家非婚生育的情况较为普遍不同的是，中国人崇尚“结婚生子”，生育与婚姻密切相关。

然而据官方统计数据，2020年，官方统计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后，连续7年下降。

一方面，我国年轻人的晚婚趋势已渐凸显， 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生育年龄也随之延后。数据显示，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告诉21智库，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其中关键原因。

数据显示，在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已达63.89%，较10年前提升了14.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也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为2020年的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由9.08年提高至9.91年。

具体到女性。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团队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的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呈明显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

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干脆选择单身状态。与老一代人对婚姻充满美好期待不同的是，当代年轻人在择偶这件事上愈加慎重。

今年8月，百合佳缘集团联合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显示，不婚人群在单身群体中的占比约为25%。换言之，每4个单身的人中就有1个可能是不婚者。

白皮书在总结原因时提到，从客观角度看，适婚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生活成本和压力不断上升，使得婚姻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成为了“奢侈品”；从主观角度而言，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主张追求个人幸福，虽然不愿意选择将就，但也从未放弃追求自己理想的婚姻。

在选择不婚的人群中，女性并不少见。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国家统计局曾披露一项数据，2018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7%。而这些进入职场的女性往往在择偶时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继而也加大了婚姻市场的匹配难度。

时代变了，即便那些步入婚姻的女性，在“在生还是不生，什么时间生”等问题上也有了和前辈们不一样的答案。

“丁克”是指主动选择不生育的无孩家庭。这个概念起源于欧美国家，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90年代开始逐渐被中国年轻人接受。

早在2002年，上海市妇联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显示，结了婚却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 %。

彼时相关报道中，负责这项调查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中欣介绍称，调查选取了1200多个不同年龄阶层的上海家庭作为样本， “如果只选取20岁至40岁年龄段的样本，丁克家庭的比例会更高。”

此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打破了以前的经典一家三口结构。这意味着在众多的家庭中有些是只有两人的丁克家庭。

究其原因，有主动的因素，即有的夫妇本身不喜欢孩子或者不愿意承担养育责任。但更多的还是被动的因素，也就是对生育成本高企的顾虑。

在今年7月21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说，养育成本的快速提高是当下人口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都成为“不愿生”“不敢生”等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

“低生育陷阱”?

谈及一个国家人口问题，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外，“总和生育率”(又称总生育率)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指标。

总和生育率，即为每个女性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是育龄生育妇女生育意愿的代表。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能够维持人口的不增不减，而1.5则是人口下滑的“高度敏感警戒线”， 意味着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低生育率陷阱”是由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跌入“低生育陷阱”?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低生育率陷阱”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二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据测算，本次普查结果是自2010年六人普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首次低于1.5，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翟振武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中国人口现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下波动，但这并不代表就是一个陷阱，我们仍然有空间、有能力、有可能将生育水平提升回来。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低生育率已经成了很多国家面对的困境，学术界则认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平均出生率在不断降低，从30‰以上降至2019年的18‰，降幅近一半，其中位居出生率最低的十国绝大多数时候为高收入国家。

但纵观这些国家的经验，生育水平下降的大趋势虽不可逆，积极有效的生育政策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缓作用，甚至在特定阶段带动总和生育率的回升。

比如德国。相关数据显示，德国的总和生育率在 1970 年跌破了自然更替水平2.1，但在 1994 年触底达到 1.24 后开启了缓慢爬升的趋势，最高在 2016 年升至 1.6，至今处在 1.5 左右的水平。

韩国的人口形势相当严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98，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跌破1的国家。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更曾对韩国的人口问题作出预警，称韩国或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但事实上，韩国在 2005 年成立“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后，国内生育率下降的情况曾短期得到过改善，止跌状态大致持续了十年。数据显示，1992-2005 年韩国总生育率自 1.76 降至 1.09，但2006 年生育率小幅反弹至，前期的下降趋势得到改善，2006-2015 年韩国生育率保持在 1.1-1.3 区间内波动。而 2015 年后情况再次恶化，并于2018年正式跌至1以下。

因“低欲望社会”备受关注的日本同样较能说明问题。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日本总生育率开始长期下滑，逐步降至 2005 年 的 1.26 后小幅回升，于 2015 年最高升至 1.45，并在 1.3-1.5 区间内徘徊至今。

那么它们都采取了哪些人口支持政策呢？

事实上，为了提振民众生育意愿，面临低生育率的国家均出台了一系列涵盖了妊娠、育儿等阶段的生育政策。

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四方面：1) 财政补贴生育；2)优化育儿假期，包括产假、生育假、育儿假等；3)承担儿童托育责任；4)放宽移民政策。

以日本为例。1994年，日本政府设置了一次性生育补贴，根据当时的国立医院的平均生育费用，该补贴为30万日元，此后数次上调，据相关报道，2020年12月27日，日本自民党的“推进减轻生育费用等负担的议员联盟”在会议上确定了要求政府增加“出产育儿一时金(一次性生育补贴)”的建议，即从目前的42万日元提高至50万日元左右，这一金额相当于日本生育费用(生孩子时的花费)的全国平均水平。

日本还规定每个符合年收条件的家庭，0-3岁儿童补助1.5万日元，3岁以上每月补助1万日元，一直到初中毕业。第三个孩子起，每人每月1.5万日元直到初中毕业。

优化育儿假期方面。201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有关育儿援助措施的报告，报告选取了41国截至2016年的数据，据计算，日本男性能够获得相当于带薪30.4周的假期，排名第一，韩国和葡萄牙以17.2周和12.5周紧随其后。

今年6月3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育儿护理休假法》修正案，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男性陪产假制度。依据修正案规定，日本男性可在孩子出生8周内申请休至多4周的陪产假，只要在休假2周前向公司提出申请即可。

托育支持方面。日本以不断升级的“天使计划”为核心，增加保育所数量、延长保育所开放时间、增加保育服务人员待遇，缓解妇女养育孩子的压力。2019年2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幼儿教育无偿化相关的支持性修正法案，当年10月起，日本0-5岁的日本儿童上幼儿园将免费。

移民政策方面。1989年，日本颁布的新移民法中将允许移民的类型由最初的18类增至31类；2018年，日本新设特定技能签证，放宽造船业等劳动力严重短缺行业外国劳动力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相似的鼓励生育政策在不同国别背景下具体实施时可能存在效果差异。典型如韩国，其亦推出了上述方向的相关支持政策，但对生育率的刺激作用相对偏弱。究其原因，中达证券指出，教育及工作压力等深层次原因存在弱化政策效果的可能。早在2011年，韩媒就在报道中提出了“3抛世代”的概念，其是指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就业难、低工资等社会问题，部分韩国年轻人逐渐抛弃或无限期推迟恋爱、结婚与生子。

但反过来，这样的差异绝不是国家对生育率下行趋势放之任之、不干预的理由。正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说的“生不生孩子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延长的生育假

能否提高生育意愿?

回过头看，中国亦在积极鼓励生育。

2011 年，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 年二孩政策又进一步向单独家庭开放，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21年，三孩政策开启。

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在不断跟进。

近日，全国多地发布了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宣布延长生育假期。

生育假期的进一步延长，无疑是很好的福利政策，是国家发出的鼓励生育又一信号，但这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不少人在担心很难完全享受得到假期，即使能享受到，育龄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歧视”可能会加剧，而这又将进一步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某制造业企业主就向21智库表示，育龄女性如果只生一个孩子，公司完全可以接受，但如果短短几年内再生二孩、三孩，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比如，在女性职工比较集中的财务部门，一旦出现扎堆生育的情况，整个部门将难以运转。

“所以我们会控制育龄女性员工的人数比例。”这位企业主坦言。

一位在怀二孩期间离职的妈妈则称，她从怀二孩开始请假次数就明显增加，到怀孕后期因为身体负担的缘故主动辞了职，虽然看似给公司减少了麻烦，但另一方面，的确是因为生育造成了岗位的不稳定。“所以从公司的角度看，减少招聘育龄女性可能真的是最优解。”

公众关心的另一个重点是谁来承担增设育儿假所带来的额外成本。

生育假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就指出三孩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主要与三方面有关，一是时间保障，二是缓解经济压力，三是解决女性生育和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题，这三个方面都与假期有关联。

多地也规定，职工在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问题是由企业完全承担增设育儿假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是不现实的。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没有激励和动力去承担这些成本。”

在这块国家其实已有所考虑。今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

但鉴于目前具体机制依旧不明晰，效果并不理想。某金融行业负责招聘工作的HR人士就坦言称，有的公司甚至根本不招聘育龄女性。虽然政策鼓励生育，很多成本却实际上仍是企业在承担。

足见，延长生育假期能否成为推动年轻人生娃的“助推剂”之一，还在于政策具体实施时有没有权衡好个人、用人单位等各方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杨凡建议称，“在试点范围内，可以通过将生育保险基金盈余的部分划拨给育儿假补贴。但在更长远的未来，需要另行开辟一条专门针对育儿假的参保通道，使育儿假期间的经济保障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基金来承担，政府予以补贴。”

当然，延长生育假期只是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一部分。要提升出生率，首先就要提升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意愿，这涉及到包括多方面因素考量，因而也需要全方位的、系统完善的政策体系支撑。

参考国际经验，在延长生育假期的同时，政策在财政补贴、托育支持等方面也可以有所建树。

任泽平在相关研报中给出了不少具体的政策建议：财政补贴方面，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优化育儿假期方面，一方面，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托育支持方面，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

至于移民政策，华兴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李宗光在相关文章中提到放宽移民门槛，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另一“核武器”。他建议：1)应该放开部分周边文化相近国家的劳工移民；2)放开海外华人华侨归国创业；3)加大吸引国际学生和高端人才力度。

此外在很多人看来，高房价也是阻碍年轻人结婚生育的一大“拦路虎”。一位人口专家向21智库提及建设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时就表示，要抑制房价，让年轻人在一二线城市能够买得起、住得起房子，安居才能乐业。

总的来说，年轻人的生娃意愿，是个人选择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仅凭几项政策的出台，就能轻松扭转人口下滑的趋势。正如董玉整的总结，“激发生养意愿是一个需要全社会理解并参与的系统工程，要啃下教育、住房、医疗等“硬骨头”，切实减轻生育多孩家庭负担。如此，提振生育率才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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